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济南白癜风主要病因
嘉兴在线新闻网     2017-10-17 23:13:07     手机看新闻    我要投稿     飞信报料有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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摄影:吕萌

  

  “先生,算命。”

  走进铁皮屋的灰色长衣女人,用手挥了挥屋里的烟味。长条凳上的盲人凌翔收起二胡,嘬了几口烟,将烟蒂扔掉。

  3月5日,湖南省醴陵市渌江桥上,春雨绵绵。

  女人坐在凌翔身旁,正对着门前喧闹,背对一窗江水。待女人报上了生辰八字,凌翔开始掐着念叨。

  铁皮屋是规则长方体,长和高约为2米,宽一米有余。正面小门敞开,主人的铭牌嵌在门右铁皮上。三面窗户支启,背面窗台上的两条铁链被固定在石桥栏杆上。多年日晒雨淋,铁锁链已锈迹斑斑。房子底部四个轮子可以移动,以备不时之需。桥上20处这样的铁皮屋、4顶帆布棚子,都是算命先生的工作室。

  南方烟雨的下午,大部分盲人的生意并不好。凌翔隔壁的丁春明、赖子君、江连孝凑在一间房子里聊天。

  一些人经历不凡。赖子君曾是原醴陵市委书记谢清纯的座上客。谢未落马时,经常邀他去算卦。有时候,谢书记会邀请赖子君共进午餐,顺便让赖占卜下自己的祸福吉凶。

  孙成独自一人靠在凳子上,他将鸭舌儿帽盖朝后,把一本杂志紧贴在脸上阅读。他近乎全盲。“搭伙”的寡妇李芬回来,把捡的纸盒和饮料放在凳子底下,以便贴补家用。

  盲人也不是每天都来,李冰的门便紧锁着。他旁边帆布棚子里,李芳津津有味听着收音机播诵的评书。还没听完一段,她打电话叫的摩的到了棚子前。这一天工作结束了,李芳收拾棚子,把正面及两侧的遮布卷起,花5块钱上车回家。

  渌江桥上算命的行价是三十元一次,他们很少开口要价。

  算完命,女子递过来一百元。凌翔把钱放进外套内口袋,找给她三张20元和一张10元纸币——整座桥上的盲人都有这样的本领,可以用手摸出钱币的数额和真假。

  长发女人出了铁皮屋,又去了阿明的铁皮房。阿明磕了磕大烟袋锅儿,给女子讲了一些天干地支和听不懂的口诀。他口若悬河,路过的旁人也凑在门口听。

  这是阿明下午最后一单生意。算完了这卦,他拿起手机摸索着给妻子罗敏打电话。

  桥上喧闹如常。摩的夹在人群中鸣笛往前挤,骤停骤行。鸣笛覆盖了铁皮屋里断续的二胡声。

正在铁皮屋里拉二胡的盲人算命先生。摄影:吕萌

  

  三十年前一个烟雨朦胧的午后,太阳桥村的罗敏与瞎子阿明私奔了。

  那一年,罗敏22岁,阿明28岁。村民悄悄议论,有人佩服,有人唾弃。罗敏的父亲、村长罗大海脸上挂不住了。他曾极力阻止,但为时已晚。

  为了能和阿明在一起,罗敏等了6年。幸福来临时,阿明却矛盾重重。

  “跟了我,不是苦日子那么简单,可能无家可归。”阿明挑明自己的担忧,他不在乎别人背后怎么议论,他担心自己给不了罗敏一个安稳的家。

  “我想好了,只要有一口饭吃,流浪我也情愿。”父亲的盛怒无济于事,罗敏铁了心。领了结婚证后,两人孑然一身地离开了村子。阿明一手握着盲杖,一手牵着罗敏,不知不觉便走到了太阳桥。

  过了太阳桥就真正离开村子了。

  11岁的时候,阿明刚来到这个村子,村民告诉他,朝阳初生,第一缕阳光总是越过山梁洒在桥上,桥因而得名,村子又因桥得名。

  他原本姊妹五个,家里缺吃少喝。母亲觉得阿明是个累赘,经常嫌弃他。1969年,阿明跟一个本家盲人亲戚学了算命,离家流浪,流落至此。

  村支书罗大海收留了阿明,并把他当家庭成员一样看待。阿明成了罗敏的义兄。

  阿明与罗敏哥哥年龄相仿,三个人经常在一起玩儿。那时“算一卦两毛钱”, 阿明已经能赚点生活费用。他时常给罗敏和罗敏哥哥买些东西。罗敏对阿明也倍加爱护。

  有一次去看露天公放电影,哥哥在前面跑。罗敏拉着阿明跟不上,就背阿明跑。这些一直清晰留在罗敏脑海里。她边回忆边看着阿明,笑出了泪。

  1980年的一天,阿明决定出远门算命。接下来的几年,阿明在广西、广东、福建、江西等省份辗转谋生。在广东时,因为语言不通、无法算命,他改学推拿。后来,他又跑到广西去贩卖中药材,当起了江湖游医。

  1986年,罗敏21岁,阿明回到太阳桥村。他们从此再也没有分开。

  私奔后,他们开始一城一村的流浪,借宿农家或者住在极其简陋的旅店——每一个早晨,罗敏都不知道当晚会睡哪儿。他们在马路边算命、治疗跌打损伤。收入不太多,但可以支撑他们的流浪生活。一年时间内,他们几乎跑遍了整个南中国。

  1988年,罗敏在流浪途中生下儿子小童。阿明和罗敏婚后第一次回罗家,罗大海依然没有原谅他们,但念及两人已结婚,现在孩子也出生了,他也接受了这个现实。

  几个月后,罗敏把小童寄养在娘家,又跟阿明出去跑江湖。一别十二年。

  2000年,女儿小希诞生,阿明夫妇才算真正回到儿子身边。

  儿子厌倦上学,罗敏教育他的时候,他反驳:“上学有啥用,还不是一样去打工。”

  小学毕业之后,小童辍学。深受触动的阿明决定留在醴陵,到渌江桥上算命维持生计,不再让孩子留守在家。

带着孩子前来占卜,算卦的人。摄影:吕萌三

  当地人把渌江桥称为渌公桥。古桥始建于宋朝,后几经损毁。1924年,桥改建为石拱桥。此桥曾是联接醴陵渌江两岸的唯一通道。由于人来人往,上世纪80年代,渌江桥逐渐成为算命盲人的聚集地。

  醴陵人都知道“渌公桥上算命随便打坐”,言外之意是,早先石桥上没有摩托车经过,石板干净,算命人聚集,坐哪儿都能算命。

  阿明刚到桥上时,赖子君已在桥上呆了十多年。早些时候,赖子君扛一把遮阳伞、摆一个小桌子算命。但盲人们的伞经常被大风吹到江里。2000年左右,这里的盲人开始搭建帆布棚子。赖子君也换了帆布棚子,2003年又换了铁皮木屋。到了2013年,铁皮又换成不锈钢,造价7000元。

  赖子君的经历更为坎坷。

  两岁时,村里挖地窖,围观的他盲了双眼。在还存留的片段记忆里,他说当时有两道白光射进眼睛,眼睛往外流出了液体——他猜是“让煞气熏了”。

  父母去世之后,赖子君跟着哥嫂生活。嫂子待他刻薄,经常无端打骂。

  有一次,她让赖子君去拿碗筷,他摸索好久,没拿回来。嫂子拿着筷子砸他头上:“瞎子,你有啥用啊?”。

  辣子君沉默,他早已习惯了这句话。哥哥打零工不在家时,嫂子做菜放自个儿跟前,不让他吃。赖子君拿着筷子夹不到菜,只能干吃米饭。他不声张,庆幸自己还能有口饭吃。

  1984年,他决定离家出走,沿路乞讨。在武汉街头流浪了几天之后,当地政府把他被送进了收容所。

  在收容所待了几天,收容所准备将他遣返。赖子君怕被送回哥嫂家,再遭打骂。他撒谎说:“我是茶陵县人。”

  茶陵县是醴陵市隔壁的一个县。收容所的人把赖子君送到了茶陵县城。在县城流浪期间,当地一个好心人看他可怜,给他介绍了一个盲人算命师傅。从此,赖子君开始跟着学算命。

  盲人学算命是维持生计的一门手艺。赖子君掌握了这门手艺之后,开始串乡算命。他拿着盲杖,一个人在山间崎岖的道路上走着。闻鸡鸣犬吠,便知道有了村庄。只要到了村庄就可以找人家借宿。

  上世界80年代末期,他结束流浪,来到石桥上算命。

在闲暇之际,算命人会三五成群的聚集到一个铁皮屋子里聊天。摄影:吕萌

  

  雨停了。凌翔把铁皮屋的窗户放下。他关上门,挎着背包,用盲杖识路。他步行速度很快,在引桥处下桥的时候,他逐渐放慢脚步,开始敲打桥边上的石栏杆,探索道路。

  行进到新修的醴陵体育场附近,路已平坦宽阔。他拐到几栋老式的湖南民居背后,一片墓地斜对面就是他的住所——青山西街张家园某号。这是一栋两层自建小楼,凌翔租了正对房门的一间,房间带卫生间,每月租金200元。另外,他每月交给房东600元搭伙吃饭的费用。这些费用来自他算命收入,以及政府每月下发的120元的低保金。

  房间里有一张床、一个衣柜,衣柜旁边挂着二胡。凌翔从衣柜里拿出醴陵特产招待来访的客人。虽然看不见,但他知道房间每一个物件的位置,以便能轻易获取。他嗜烟,每月抽烟要花费200元。烟蒂都被扔到床底下一个一个硕大的“烟灰缸”里——个大盆子。

  抽完烟,凌翔呆坐在床上。为了缓解余下无聊的时光,他自学了二胡。

  桌上40寸的液晶电视很少被他打开。想听节目了,他会习惯性打开收音机。他会在“来客人的时候,打开电视给他们看”,以便让访客待得更久。

  出租屋只是盛放他一晚安宁的地方。凌翔兄弟姐妹都在农村,生活并不宽裕,很少有人来看他。

  他已习惯了一个人的生活,“自己挺好的。”凌翔笑了一下。他一只眼窝深陷,另一只眼看似与常人无异。

  房东做好了饭。男主人递给他一碗米饭,桌上是一盘小炒肉,正宗的湘菜。他吃着,津津有味,那感觉随意而幸福。

  吃完这顿饭,凌翔要返回算命街守摊,直到天黑透。

凌翔坐在餐桌前等待着吃晚饭。摄影:吕萌

  

  像当年私奔时一样,收工后,罗敏搀扶阿明着回家。

  他们的家距渌江桥仅几百米。2003年,阿明和罗敏置办了这个90平米住所。房子不大,但有三室一厅。

  阿明回到家,熟练地脱下鞋换上棉拖,坐在沙发上。房子的旧地板清洁干净。进门是一个鞋底去污的擦洗机,侧对面的电视机上罩着一件白色蕾丝防尘罩。为了盲人行动便利,这样的家庭往往去繁就简。

  罗家人经常来陪陪他们。罗敏的妹妹和妹夫刚来住过一段时间。前不久,三家人还去了一趟井冈山旅游。

  不开工的时间,时光缓慢而平静。阿明坐在沙发上掏出一点烟叶塞到快燃尽的烟锅里,随即抽了起来。罗敏在一旁温情地看着他。

  女儿问罗敏:“妈,你是选择嫁给我爸的?”

  罗敏说:“他为人很好,踏实。”

  阿明解释说:“那是缘分。”

  女儿上高二,半月回一次家。儿子在咸阳成家立业,已经几年没回醴陵。

  3月7日是阿明的生日,女儿给他发了条短信:“亲爱的老爸,祝您生日快乐,今天在考试……下次回家请你吃东西(信息是我同学代发的……)”阿明用老人手机把这段文字转化成语音听完,挤了一下眼睛。

  女儿是阿明最后的牵挂。阿明想,把这个女儿托付出去之后,他就准备安享晚年了。但至少现在,他还需要赚钱供女儿上学。

  孙成也住在菜市场附近。他与人合租了一处两室一厅的房子,每月租金200元。

  他曾经入住板衫镇养老院,每月有70元补助。这些钱没法支撑他的烟瘾。后来,他请假出来到桥上算命挣钱,每月除了算命收入,还有养老院200元的微薄补助。李芬时常说,他是国家的人。

  早些年,李芬丈夫去世,大儿子入赘,小儿子有智力障碍。在别人的介绍之下,她开始和孙成搭伙过日子。

  李芬每天也到桥上接送孙成。他们各走各路,有时候遇见熟人,李芬会自称是孙成的保姆。

  孙成和李芬住一间。卧室不大,房间里一张双人床、一个柜子和一台电视机。公用的客厅很小。一张餐桌和几把椅子占满了客厅,餐桌上还有盖着的剩菜。

  这个家庭更像一个生活共同体。李芬捡饮料瓶,做饭,偶尔也会在算命生意不好的时候埋怨两句。但大多数时候,他们彼此相伴,对抗晚年的孤独。

  屈鸣和同在桥上算命的小蛾成了夫妻,他们通过“关系”租进了政府开发的廉租房。桥上有两对这样的夫妻,大家都是盲人,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,凑在一起生活——起码可以相互照应。

  丁春明当初也想找一个老伴照应自己。但是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搭伙人。后来,这个七十岁的盲人娶了一个智力障碍的老婆并生育了一个女儿。现在。丁春明一家租住在姨表兄弟的房子里,他不仅要照顾老婆,还要照顾十岁的女儿。

  “压力很大。”他总是这样感叹。

  

  2017年,醴陵市“三创四化”(创建国家卫生城市、全国文明城市、国家园林城市以及绿化、亮化、美化和数字化)在即。旧文化残存的一隅,底层人的生存方式,备受新秩序的挑战。

  3月份,醴陵市委书记胡湘之对城市行政管理执法局长余汉平说,“这事我们得管啊,只是管理上要注意工作方式,充分考虑以人为本。”

  这个通知下达之后,城管开始在桥上值班。

  石桥上没人喜欢他们。2013年,为了迎接一项突击检查,盲人们被赶离。他们无路可去,就去市政府上访,无结。但不久之后,他们又各自回到桥上。

  屈鸣是这个桥上所谓“中国命理协会” 的负责人,他领着几个人找当地政府交涉。盲人们的诉求是,可以离开渌江桥,但是政府需要保障他们这些残障人员的生活。

  对此,民政局只能保证每个人每月一百多元的低保。

  城管曾想联合文化局等部门另选地方,把这些人以“盲人活动中心”的名义安置。但重新安置并不容易,盲人们也不想距离石桥太远,怕没有生意。

  对待这些问题,城管局长余汉平对下属说:“方法总比问题多嘛。”

  但城管王小帅(化名)已经无计可施。执法第一天,他到桥上把卖食品的小商贩撵走,可对坐在棚子里的盲人毫无办法——值班城管们总是不厌其烦地跟盲人沟通,但双方却对结果都不太满意。

  创建文明城市在即,醴陵市围绕“一江两岸”的建设继续进行,桥两岸的建筑正在进行拆除、重建、修复。3月初的几天,测绘人员出现在桥上。他们称,市政府准备修缮一下这个桥。

  国家文化保护建筑渌江桥还在承担它的使命,行人和摩托车川流不息。不远处,新渌江书院已经建完——它曾宣教过程朱理学和阳明学说。书院旁边,安放着唐朝将军李靖和红拂女雕塑的靖兴寺。这些都在渌江桥的上游。

每天早晨八点左右,算命人纷纷从家里来到桥上开始一天的工作。摄影:吕萌

  (盲人及家属皆为化名)

  作者:刘成伟

  


来源:嘉兴在线—嘉兴日报    作者:摄影 记者 冯玉坤    编辑:李源    责任编辑:胡金波
 
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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